1982年6月16日，西安一家医院阴冷的解剖室里，一位四十多岁男人正被做遗体解剖。医生发现，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，肝肺骨头里都有，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。好几个护士当场哭出声来……
信息来源：（澎湃新闻——90年·见证 | “死而不已 犹作贡献”）
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，无影灯惨白的光打在一张解剖台上，那里躺着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男子。
当主刀医生的手术刀划开胸膛的瞬间，锋利的金属几乎脱手。
眼前的景象让见惯生死的医生胃部一阵痉挛。
那颗本该居于胸腔正中的心脏，被一颗巨大的恶性肿瘤死死挤在角落，像一只受惊的小兽。
肝脏、肺部、乃至骨骼上，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转移病灶，整个胸腔仿佛被无数颗罪恶的子弹击穿，千疮百孔。
几个年轻的护士再也无法直视，背过身去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，滚烫的泪水砸在水泥地上，洇出深色的斑驳水渍。
死亡在这里并不罕见，但这具被癌细胞疯狂吞噬、啃噬得支离破碎的躯体，却诉说着一场长达十余年与隐形恶魔的殊死搏斗。
这不是天灾，而是一个人用血肉之躯硬扛辐射换来的悲壮勋章。
这个男人叫罗健夫，生前是航天工业部771研究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。
将时针拨回上世纪六十年代，那是新中国科技最艰难的岁月。
在荒凉的戈壁滩上，罗健夫和他的战友们隐姓埋名，住着漏风的土坯房，嚼着沙砾般的干粮。
他们手中没有先进的计算机，只有古老的算盘和磨损的计算尺。
简易得甚至挂不住一张完整图纸的厂房里，他们要攻克的是图形发生器。
这一被誉为芯片制造“眼睛”的尖端设备。
没有它，导弹就是盲人，卫星就是哑巴。
彼时，西方对华实施严密的技术封锁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。
罗健夫带领团队手绘的图纸堆起来超过两米高，那一摞摞的图纸，是用铅笔和汗水铺就的长征路。
冬天，厂房里滴水成冰，钢笔水都冻住了，他就裹着一件破旧的棉袄，将手凑近微弱的热源暖一暖，继续调试冰冷的电路。
夏天，蚊虫肆虐，嗡嗡作响，他随手抹一把脸上混合着汗水和血迹的污渍，手中的烙铁依旧稳如磐石。
有一次，为了攻克一个关键技术难点，他连续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未曾合眼。
当同事清晨走进办公室时，发现他整个人趴在绘图板上，手里还死死攥着那支未画完的线路图，鼾声微弱得像是要断气。
最令人心碎的，是他对自身健康的极端漠视。
早在1978年，罗健夫就开始频繁流鼻血，持续低烧不退。
但他拿到体检报告后，只是沉默地将那张写着不详预言的纸藏进抽屉深处，转身又走进了实验室。
随着病情恶化，化疗让他大把大把地掉头发，他就戴上那顶洗得发白的帽子，若无其事地出现在车床前。
一次高烧至39度多，徒弟哭着求他回家休息，甚至强行把他锁在宿舍。
可半夜时分，车间的门又被推开了，他脸色潮红，眼神却狂热，手里拿着刚测算出的数据，嘶哑着嗓子说：“参数不对，我睡不着。”
直到1982年的春天，他在实验台前突然栽倒，不省人事。
当被紧急送往医院时，癌细胞已经像野草一样在他体内全身扩散。
即便如此，他躺在病床上，插着管子，还在用颤抖的手修改技术方案。
止痛片从一天三片加到十片，曾经强壮的身体迅速萎缩，瘦得脱了形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。
唯独那双眼睛，依然亮得吓人，死死盯着天花板，仿佛那里刻着未尽的公式。
尸检结束后的那晚，护士们红着眼眶为他擦洗身体，换上干净的寿衣。
这位用命换来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功臣，遗体火化时甚至连一场像样的追悼会都没有。
在那个强调集体的年代，获奖证书上只印着“集体”二字，他的名字被深深湮没在浩瀚的历史档案里，无人提及。
西安东郊一片荒芜的公墓角落，他的墓碑甚至不是大理石，而是一块开裂的水泥板。
上面用红漆写着“罗健夫之墓”五个字。
总有一位拄着拐杖的老研究员蹒跚而来，在碑前倒上半瓶廉价的二锅头。
老人醉醺醺地抚摸着那道裂痕，口中含糊不清地念叨，老罗啊，你们这群傻子，拿命换来的太平，现在的人谁还记得哟？
罗健夫并非不懂惜命。
他生前常说自己光棍一条无牵无挂，但河北老家的乡亲们记得，他每月抠出大半工资寄给村里的孤寡老人，自己却常年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衬衫。
他也不是不知道辐射的危害，当年防护措施简陋到了极点，操作高辐射设备连最基本的铅围裙都没有。
每当这时，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，对身后年轻的同事吼道，你们都有老婆孩子，我一个人怕什么？
让我来！
这种近乎自毁式的奉献，让他的身体成了辐射的容器。
时光流转至今日，当我们惬意地坐在空调房里，刷着流畅的短视频，看着高铁精准地停靠站台，享受着北斗卫星带来的精准导航时。
我们不应忘记，在这些便利的背后，站着无数个像罗健夫这样的“傻子”。
他们像蜡烛一样，点燃自己，用血肉之躯为中国科技劈开了一条血路。
那块开裂水泥板下的英魂，值得被永远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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